顾骏
　　
　　关于“开心人”现象的一切探讨与其说是关于企业的探讨，毋宁说是关于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的探讨，是关于群众利益与少数企业利益权衡取舍的探讨。
　　
　　“开心人”大药房在上海登陆，引发了上海药品市场的一场地震，平价药品的冲击激起了本地各大药房的连锁反应，一直被诟病为“虚高”的药价，终于出现松动，降价成为营销原则。一家外地的民营药店动摇了整个上海的药品零售体系，既让人兴奋、震撼，也让人疑窦丛生：一个如此庞大的体系何以如此不堪一击？既如此不堪一击，在一击之前又何以能维持得如此“坚如磐石”？
　　现在药品市场维持药价虚高，靠的是垄断性质的价格同盟，即所谓的“行业规矩”，这种规矩在本地企业对付“开心人”的过程中多次亮相。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企业为追求超额利润，都倾向于垄断。所以考问行业垄断不能只追问行业中的经营实体，还必须追问行业垄断得以形成和维持的条件和机制。按照常理，即使不算零星小药房，仅仅上海5大国有药房彼此之间也足以构成一个竞争格局。事实是“开心人”一进来，5大药房一度从“联合对外”转变为“各自为战”，全力应战，而出招一个比一个狠。这说明企业本身是有竞争冲动的，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份额最大化，本来就是企业的内在要求。那么是什么东西抑制了它们的竞争冲动，使它们相安无事，共谋暴利呢？合理的疑问不能不最终指向5大药房的共同特征，即它们都是国有的，都有主管部门，国有的性质使之与政府主管部门有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国有大药房与主管部门之间共同的利益纽带构成了药房彼此“合作”或“共谋”的基础。
　　平价药房在沪开张，广大群众叫好，“虚高”药价经受挑战，有关政府部门如何应对，如何站位，就成为情势发展的关键。在近期媒体的相关报道中，至少可以发现控制药品市场的5种重要手段。首先是“药店配额”，如“老百姓”大药房要想在黄浦区开设药店就被告之以“本年配额已用完”而罢手；二是GSP（药品流通企业经营管理规范）认证，按规定，新开业的药店必须在3个月内通过GSP，否则只能关门，“开心人”刚刚开张，就有国有药房放出并购风声，指望的就是它通不过GSP；三是药品跨省经营备案制度，这是外省药品企业和外地药品入沪的又一道门槛；四是药品价格审核制度，被认可的虚高药价就能构成行业垄断的暴利空间；最后是医保药品定点企业的资格审批，它涉及800万市民的定点用药，是直接由政府掌握的市场份额，属于“特许资源”，而它的分配几乎全部落在国有药房。“看得见的手”在药品市场如此明显甚至高调存在，使得“开心人”所带来的冲击，与其说是对药品企业的冲击，毋宁说首先是对政府管制药品市场的体制的冲击，而关于“开心人”现象的一切探讨与其说是关于企业的探讨，毋宁说是关于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的探讨，是关于群众利益与少数企业利益权衡取舍的探讨。
　　上海市政府已经明确，要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据报道，市有关领导已明确表态，平价药房的出现不是坏事情，不是好坏参半，而是好事情，其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只要老百姓满意，主管部门就不能搞对立；市场经济要保护的是医药专利技术，而不是保护价格。这样的态度体现了政府在药品这一特定市场的应有定位，表达了对群众利益的首要关注。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在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市场上定位应该是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而不是以任何形式参与经营，而且这种秩序是竞争的秩序而不是垄断的秩序。长期以来，本地一些行业或市场有过度秩序化的倾向。秩序之所以被称之为“过度”，就在于它不是市场本身的秩序、竞争的秩序，而是行政的秩序、垄断的秩序。事实证明，过度秩序化对于上海的对外开放和改革搞活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上海要实现新一轮发展，必须在这方面作出重大突破，对像“开心人”这样的企业及其所代表的市场竞争的接纳，表明上海已经开始动作。
　　医药行业直接关系民生。用药对于消费者具有某种生理上的强制性，因此药品企业相对于消费者始终具有一种天然的强势地位，这种地位不可能通过消费者的抵制加以改变，而只能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来各个击破。但如果政府通过进入门槛和特许资源分配等方法助长垄断之势，那么消费者的地位必然更见其弱。从这一点来说，政府在药品市场上的定位鲜明地反映出政府的道义立场和责任意识。以“三个代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来衡量，政府向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倾斜是合理的，群众本位应该优先于企业或行业本位，市政府以老百姓是否满意作为对待“平价药房”的依据，也是明智的。
　　诚然，在上海力争跨越人均GDP从5000美元到7500美元之坎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仍然具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适度向企业或行业倾斜仍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不仅在于靠行政干预来维持暴利，固守旧体制旧思路，国有企业必定就是效率不足、资源浪费严重的，不可能对城市发展提供实质性的贡献。相反，局部利益的实现往往是以整体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药品行业的超额利润必然将以市民直接医药费用的形式进入城市生活成本，以行政审批过程中增加的费用和丧失的效率的形式进入城市管理成本，甚至以市民无法忍受药价而引发社会不安的形式进入城市治安成本，并最终进入影响外来投资决策的城市商务成本。建立在不公平或欠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最终是没有效率的。因此，面对诸如平价药房之类事件时，政府部门要常怀爱民之心，常怀“赶考”之心。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开心人”及其在更多行业中的后继者得以在上海站稳脚跟，将成为上海总体投资环境改善的信号，而其背后的实质性支撑正是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