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玉成
　　●一个社会的诚信之程度从来就是衡量国民之人文素质以及社会生活水准的重要标志，更是衡量其政治制度化水平及其政治秩序的重要标准。我们今天之所以需要强调诚信问题，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诚信危机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普遍诚信等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不仅需要提倡、号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设计、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通过社会精英人物的导向作用等等的社会机制的作用
　　●人的诚信是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社会的任何制度性结构和权威性导向都直接间接地对社会成员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如果一个社会在普遍诚信方面发生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而且应该首先从一些制度性的环境中去寻找根源和基础
　　
　　上海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正力求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营造“守信为荣、失信为耻、无信为忧”的社会环境，以促进上海的新一轮发展。
　　诚信者，以诚待人、互尊互信也。在其本意上，诚信表明的是一种人伦关系的基本准则。基于这种准则，人们建立了一种真诚和谐的社会关系，并形成了一种良好合作的人伦氛围。可以肯定地说，诚信是所有社会成员或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社会生活环境；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诚信能够成为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社会生活环境，所以诚信才能成为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谁也不希望遭到他人的欺诈，谁也不希望遭到他人虚情假意的对待，谁也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诚信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古往今来，一个社会的诚信程度从来就是衡量国民人文素质以及社会生活水准的重要标志，更是衡量其政治制度化水平及其政治秩序的重要标准。近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多次作出专门部署，将诚信问题放到促进上海新一轮发展之必要环境来看待，致力于在政府和体制的层面来推进社会的诚信建设，这无疑将对诚信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今天之所以需要强调诚信问题，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诚信危机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人们普遍反思的问题是：一种诚信的社会生活环境究竟是如何遭到破坏的？一种普遍诚信的社会生活环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有必要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发生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影响到我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而且也严重破坏了我国的良好社会风尚。因为在那个时候，全国上下虚假之风泛滥，违心之事盛行。正是从那时候起，很多人吸取了“教训”，习得了“经验”，并且互相影响，代代相传。以至于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但是虚假等遗风尚存，很难一下子真正地干净利索地退出历史舞台。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种社会制度及其社会运动对于包括社会风尚在内的社会生活环境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即社会普遍诚信等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不仅需要提倡、号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设计、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通过社会精英人物的导向作用等社会机制的作用。譬如说，在我们现在的体制下，对于一个单位、一个地方或一个人的工作评价问题，如果仅仅是通过其单位、地方或个人的语言表达系统来判断其功过得失的话，那么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总结汇报模式、那种主动接近乃至讨好上级官员的行动战略、那种努力塑造表面自我形象的公关意识等非诚信问题，就会取代扎扎实实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就是说，如果社会不能通过鼓励诚信以及有利于诚信的机制来对待诚信行为的话，相关社会成员就会形成一种本能的反映，从而失去坚持诚信的信心。
　　不可否认，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不免会有那么一些人缺乏诚信而做出违背社会基本准则的行为。如何通过一种良好的制度环境来规制这种人的行为，也会对形成普遍的社会风尚带来直接间接的影响。举个例子说，有的超市至今仍然规定顾客不准带包，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与国际接轨”甚而至于已经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规定，到底对营造普遍诚信的社会人伦关系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引起人们的关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到超市里购物的99％甚至更多的顾客并没有不良的行为动机。因此对于这么个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不准他们带包无疑会对他们的诚信品格和人格尊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再譬如说，一家国有大型银行推出在其所有营业大厅里放置验钞机以方便顾客的举措，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因为如果从银行出来的钞票还不能使顾客充分的信任，或者说还有顾客对银行的钞票表示怀疑的话，那么确确实实不是一般的问题了。上述事例对于形成社会的普遍诚信都不会是积极的。
　　在这方面，履行社会公共权威的政府就有必要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来倡导各种社会组织对于维护社会诚信的义务和责任。
　　可以认为，人的诚信是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三字经》中就开宗明义地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人的后天社会生活对于其观念、行为乃至性格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的任何制度性结构和权威性导向都直接间接地对社会成员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如果一个社会在普遍诚信方面发生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而且应该首先从一些制度性的环境中去寻找根源和基础。因此，通过社会特别是社会公共权威的积极作为，努力营造诚信的制度环境，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形成普遍诚信的必要前提。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教授）